首页 > 文化 > 文化 > 正文

弗里德里希:没有历史就没有法哲学

核心提示: 弗里德里希乐观地认为,法哲学的历史呈现出人类不断进步的经验性洞见,由此,他透过历史所勾勒的法哲学观点可归结为:法律的正义关乎于作为平等的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共同意志,且应通过共同体成员自己所决定的包含基本权利承诺之宪法制度框架来予以实现,而宪法所依赖的正义价值不再源于先验的人...

微信图片_20210331165025

历史视域下的法哲学

(法哲学名著译丛)

[德] 卡尔·乔基姆·弗里德里希 著张超 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11月出版内容简介: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法哲学家卡尔·乔基姆·弗里德里希在本书中,从经验哲学的立场出发,将思想原创性视为相对客观的选择标准,为我们逐次打开了一幅从古希伯来、古希腊和古罗马开始一直延伸至20世纪自然法在欧洲和美国复兴的法哲学画卷。在历史对话的基础上,作者力图阐明在当代处于前沿的某些特定的法哲学问题,其中包括正义、平等、权威、秩序等经典议题,也着重探讨了作为国内法律体系基础的宪法之意义,以及一种世界宪法秩序的可能框架。作者简介:卡尔·乔基姆·弗里德里希(Carl J.Friedrich,1901—1984),政治理论家和法哲学家,曾任职于哈佛大学、海德堡大学、杜克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是“二战”后很有影响力的重要学者。其一生共有著作40多部,论文200余篇。 译者简介:张超,山东工商学院法学院任教,法学博士,研究领域法哲学与法律方法。    

熟悉《法律的概念》这本书的读者大概记得,哈特曾在书中明言:“在此书的文本中,读者将发现甚少提及其他作者。”并进一步指出,他希望“这样的安排可以消除一种信念,即以为一本谈论法理论的书,主要就是一本专门介绍其他著作的书。只要书籍作者持有这样的信念,则法理论这个学科将难以进步……”对哈特的这个看法,倒也不应感到奇怪。作为分析法学的重要人物,哈特致力于对存在于各个时空下的法律概念作出一般性理论说明,这本无关乎历史。何况,面对作为法哲学反思对象的法律,法学家的任务与历史学家显得截然相反。法学家所遵循的是一种严格的教义进路,很容易被引入一种非历史的立场;历史学家则敏感于法律的具体历史语境,透过更深入的历史经验探索来揭示我们易于忽略的各种联系。再者,一个独立、自我维系的制度不可能解释自身,更不用说解释它的历史;法律体系的地方性特点会使得法学家抛开历史的研究方法,正如梅特兰所言:“历史含有比较的成分,除了他自己的制度,对任何制度都一无所知、毫不关心的英国法律人,几乎看不到历史。”有学者甚至指出,梅因在《古代法》中所从事的工作几乎是英语语言中唯一以历史的视角来看待一般法理学的尝试。 

然而,来自德语世界的弗里德里希在《历史视域下的法哲学》中明确不认同哈特的看法,虽未像黑格尔那样以“绝对精神”此类特有的术语来建构法哲学的历史维度,但他秉持法哲学的历史视域,把法哲学置于人物思想的历史谱系中来予以细致考察。在他看来,没有历史就没有法哲学,每一种在历史语境下发生的思想皆是思想者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心灵产物它们构成了对具体法律问题处境的各种创造性回应,这些回应成为法哲学研究必须要认真加以对待的素材和质料。在一定程度上,弗里德里希之所以聚焦法哲学的历史视域源于他对一种所谓“科学的”法哲学的界定。弗里德里希拒绝在自然规律的意义上来狭义地界定科学,而是赞同一种广义的科学定义,即“科学工作的性质在于它关联着一种知识库,这一知识库与特定的经验体系联系在一起,故一种科学的法哲学必须回顾各种学说的发展及其哲学基础”。法哲学亦自非例外,“只有考虑所有不同类别的经验,我们才能够给出一种充分反映现实且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图像”。“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霍姆斯大法官这一脍炙人口的格言被弗里德里希推崇为至关重要的洞见。那么该如何进行法哲学的历史研究呢?弗里德里希有关该主题的研究是与他特定的历史观紧密相连的。作为“二战”后思想界反极权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弗里德里希许诺了一种更为清醒的历史哲学,他对历史的普遍建构不感兴趣,反对“神义论”的决定主义历史观,极力抵制对历史进行普遍的概括或确认某一规律。另一方面,他又没有陷入怀疑主义的踌躇,他认为人类的智识和精神生活也是其经验的一部分,只要承认历史知识乃有关于在人的头脑里可以再现的东西,那就会明显支持对属于心灵领域的过去事件进行历史探究。然而,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所有事物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历史可能不过是“一种关于一个时代在另一个时代所发现显著事实的记录”。由此,弗里德里希相信,我们免不了要以当下的关切和见解来重新评估过去,进而通过对过去事件记录的选择和解释,才能确定何种事实是值得注意的、重要的、具有真正的意义。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也不太可能像镜子般如其所然地照射过去,时代、环境、地点、文化会成为历史认知的参照点,如此深刻地理解过去才成为可能并被赋予意义。其实,如此定位的历史哲学方法意味着对待法律的一种解释主义态度。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美的分析法学与德国的一般法理论,弗里德里希认为这两者如出一辙,其所倡导的价值无涉之说明方法企图排除蕴含价值和意义的哲学思考,这不仅使得法哲学走向消亡,而且最终导向了对权力的沉默。相反,解释主义的方法承认价值嵌于作为整体的现象世界之内,而正义作为一种标准必然相关于法律这一人类实践,这成为法律问题探究所无可摆脱的范畴,也为我们反省历史与当下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确立了支点。本书出版于1955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历史背景下,弗里德里希对纳粹极权统治充满了忧虑并给予积极反省,力图避免悲剧的重演。在这个强烈现实关照下,其所带有的正确之法信念的解释性态度成为他进行历史探究的基本认知平面和理论框架。读者可以看到,在本书所渐次展现的法哲学历史中,反映法律和正义内在关联性的自然法思想成为一根红线贯穿始终,其开端于对古代犹太教《旧约》中宗教观念,经由各个历史时期的样态变化,在20世纪自然法复兴运动中得以再生、更新和发展。此外,本书除了主要涉及对各种自然法版本的评论之外,也扩及对实证主义、相对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怀疑论的深刻批判。值得指出的是,弗里德里希虽然明显偏向自然法立场而反对法律实证主义,但他自诩他自己的法哲学无法归于两者之任何其一。这主要是因为他强调自己不是一个康德主义或者新康德主义者,而倾向于把价值和事实视为同一实在的不同面向,并指出这一实在只有透过人类经验才会为我们所揭示和知晓。弗里德里希不啻为那种形而上学的传统自然法观念提供了一味解毒剂,在他那里,正义成为一套开放而复杂的价值体系,即所谓“事实和价值紧密相联在所有人类政治生活的经验之中”。弗里德里希乐观地认为,法哲学的历史呈现出人类不断进步的经验性洞见,由此,他透过历史所勾勒的法哲学观点可归结为:法律的正义关乎于作为平等的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共同意志,且应通过共同体成员自己所决定的包含基本权利承诺之宪法制度框架来予以实现,而宪法所依赖的正义价值不再源于先验的人性假设,而是“铭刻于人们心中”——他引用卢梭的话如是说。

来源:商务印书馆